[18] 龚向和：《作为人权的社会权——社会权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理想的当事人具备诉讼能力、责任自负，无需法官担忧，在案多人少的压力之下，司法决策层更有动力将举证责任转嫁给当事人，这从2001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便可初见端倪。作为整体意义存在的工人阶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面对社会层面上的具体的工人——搬运工人、建筑工人、女性工人、国有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的时候，需要接受社会主义的政治塑造，才能够将分化的工人打造成作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

[34] 马一平：《对涉诉上访的调查与思考》，《人民司法》2006年第8期，第97页。[41]相较之下行政诉讼的统计数据最为详细，不仅根据领域分为公安、资源、城建、工商、技术监督、环保、交通、劳动和社会保障、乡政府、其他共10类，而且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还细分为维持、撤销、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违法无效、赔偿、驳回起诉、撤诉、行政赔偿调解共8种。卢梭认为人民在不同语境中呈现三种面孔，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45] See Xin He, A Tale of Two Chinese Cour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39, No. 3, (Sep., 2012), pp. 384-409. [46] 苏力：《为什么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送法下乡导论》，《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第85页。进入九十年代，自然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重要的主体进入我们的视野，三大合同法的规定有些不敷需要了。

虽然莫兆军法官的判决符合《若干规定》的基本精神与具体内容，遵循了现代法官的职业准则和职业法律思维，但并未避免莫兆军法官被追究玩忽职守罪。[29]在乐观的法治主义浪潮背后，法院和法官眼中的人民群众的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尚未直接改变公共权力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但是公共权力实际行使者和公民之间的原有力量平衡正在被打破，对当前宪法框架造成了潜在威胁。

而人工智能对工作的代替将使人，至少是部分人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势必影响这部分人的社会作用。当个体面对一个不仅具备乃至超越部分自身能力的人工智能，个体便不得不修改原先的参照系，将其添加到其中。(24)在港口作业中，青岛港以智能管理系统实现自动化码头无人、顺势、高效监管，形成了覆盖全作业流程的智能监管解决方案，开创了自动化码头智慧监管新模式。(27)李开复的一个论断似乎不是危言耸听。

法理学是对法律进行整体性反思和价值研究的学科，面对此情此景，法理学责无旁贷，需在澄清主体性内容的前提下，呈现人工智能对人之主体性挑战的具体方面，并进行适当回应。康德则更进一步，不仅通过分离现象和本体，以先天综合判断重构了人的理论理性，而且基于人在道德上的自我立法，确立了人的目的价值。

(12)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强人工智能尚未来临，人类面对的是弱人工智能。第二，如果人工智能被赋予法律人格，人工智能将正当地凌驾于人之上，人的主体性将被进一步削弱。尽管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发挥各种正面作用，但如果赋予其法律人格将破坏人的主体性，那么这些作用便可忽略不计。在物流行业，以速递为例，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在速递物流产业的仓储、分拣、运输、配送、客服等环节的应用不断深化，(23)已经部分替代了人类劳动。

法理学的主流观点既强调法律对科技发展的推进作用，也注重法律对科技负面作用的约束。而随着封建制和绝对主义相继瓦解，个人在政治上逐步摆脱了依附关系，成为公共权力的最终来源，随之崛起的代议制民主则保障了个人在政治共同体中的独立地位。④正是通过将个人自身的思维界定为人的本质特征，并主张世界必须被个人通过思维意识到，笛卡尔在认识论上建立了人的主体性。戴益斌：《人工智能伦理何以可能？——基于道德主体和道德接受者的视角》，载《伦理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98页。

(17)各种人工智能对个人隐私的不正常入侵，已经到了危及个人自治的程度。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并无其他主体可对人的地位构成真正挑战，即便作为制度设置的法人最终也由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当今之生产力飞跃性提升、物质富足、生活便利、医疗发达等无不是科技发展的结果。若人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时代衰微，则现代文明难以存续。

主张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者主要试图解决人工智能因其自主行为导致侵权的责任分担问题。(19)See Cass R.Sunstein,Infotopia: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参见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个体相互之间的尊严认同，以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为基础。当前，人脸识别在学校、医院、小区、道路、广场、车站、机场、办公楼等各种场所广泛存在应用。尽管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就主体性而言，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每一个人只要作为人，就具有人格尊严，即便因为犯罪被判处死刑，也应享有人格尊严。

智能机器人也是如此，它无法具备意向能力。而人工智能则相反，在程序设定之后，它无需人的干预，即可完成原先只有人才能完成的智力性或者体力性工作。

(20)在骑手配送的过程中，平台系统除了负责指导、奖惩以外，还源源不断地通过骑手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以及安装在其中的配送软件收集骑手的数据。个人的主体性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表现为，个人权利是公共权力的最终来源，公共权力的执行机构由具体的人构成，公共权力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权利。

(29)法律也正是循此对责任能力进行分类。换言之，人的目的指引了人对自然施加有意识活动，主体性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骑手在工作过程中，明知受到了人工智能的控制，他们仍等待人工智能的派单，期待人工智能给出良好的评价。⑤在这个目的秩序中，人(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亦即他永远不能被某个人(甚至不能被上帝)单纯用作手段而不是在此同时自身又是目的，所以在我们人格中的人性对我们来说必定是神圣的：这就是从现在起自然得出的结论，因为人是道德律的主体，因而是那种自在地就是神圣东西的主体，甚至一般来说，只是为着道德律并与此相一致，某物才能被称之为神圣的。正是因为个体认识到他人与自己一样有思维能力，有感受能力，能够相互交流并形成共识，个体才能够对他人形成认同，认为他人与自己拥有一样的人格，而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又为个体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如果某个群体或者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无法发挥积极作用，那么即便其在实践中依然受到尊重，但其内心很难将自己确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主体，而其他人也会将其视为需要帮助的对象，而非完全独立的主体。

不仅人作为一个种类，与自然相区分，形成二元关系，作为个体的人亦在社会和政治等层面逐步获得独立性。(41)参见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第53页。

不仅如此，即便行为人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但如果其意志受到他人的不当干预，也不能将此情形归于自由意志，(30)行为人的责任承担和一般情况存在根本差别。正是基于此，科技在现代社会占据宰制地位。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太关注这种融合性解决方案是否会对人的主体性造成冲击，从而可能将导致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人本主义在法律中逐渐丧失主导性。一旦法律确认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人工智能的身份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可以在法律的某些层面和人相提并论，例如都具有责任能力。

考量应该做什么的能力，其实是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即能够对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判断。人工智能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网约车、送外卖等行业。⑧海德格尔的总结入木三分：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滑坡论证在此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理论。

我国处于转型期，正从原先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向开放多元的市场经济转变。如果一旦承认人工智能拥有人的地位，那么再将它视为纯粹的工具，并且在不考虑它的这个地位的基础上，来限制由它引发的风险，这个做法就缺乏正当性上的根据。

③斯宾诺莎的总结更为明确，我思想，因此我存在这个论断是一个单一判断，它和我是能思想者这个论断完全等值。首先，它们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改进对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评估。

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里，自我实体是建构全部存在的最不可怀疑的基点。如果人工智能仅仅起到辅助性作用，这种判断其实并无不可。